□刘永华

我的父亲中等个儿，当然也就没有电影里英雄人物高大威猛的形象。他1942年3月参加八路军，属于115师下属部队冀鲁豫军区。原名刘亭章，在时任冀鲁豫抗日边区东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郭心斋（曹县庄寨郭小湖人，父亲曾任他的秘书）的建议下，父亲改名“刘清江”——做一个勇敢、清纯的抗日战士，为全国穷苦老百姓打下红色江山。1942年底，由于父亲在历次反日军扫荡战斗中作战勇敢、战斗之余积极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思想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父亲的血液里注入了终生报国、一生为民的红色基因。

解放初期，父亲在曹县人民政府机关部门工作。手里有了一定的权利，但他始终不忘初心，老百姓有啥难处他都是主动帮着解决。

刚解放时曹县百废待兴。城里有户人家养着四五个小孩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父亲看他家可怜，就主动给了他五块钱让他当本做点小生意。后来，他在曹县大隅首东南角每天早晚上卖油茶，生活慢慢好转起来，遇见父亲更是说些感谢的话。我大哥回忆说他家的油茶很好喝，里面有鸡肉丁、芝麻、核桃仁和面筋。父亲常叮嘱：“人家干个小生意不容易，喝油茶必须要给够他钱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当初帮他是应该的。”

一九六零年，安蔡楼西一公里有个叫十五养场（十五养场是公社饲养多种牲畜动物的地方，比如鸡鸭牛羊）的地方。附近的菜园里面有一间小土屋，住着一位没儿没女的孤寡老太太。临过年的时候天寒地冻，父亲不放心到她那里查看，发现她的馍框子里只有几片红薯干儿，其他一点油面星儿也没有。我父亲赶紧从家里拿了几个馒头、端着一碗丸子肉给她送去。“咱过年，也得让她过年！”现在回想起来这事，就觉得我父亲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，他心里是装着老百姓疾苦的。

1959年至1961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（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当时“大跃进”“人民公社化运动”中的政策失误等因素叠加，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），我父亲在安蔡楼公社负责救济粮、副食品证券（糖渣票、土豆票等）发放工作，全家也随着父亲搬到安蔡楼这里。

父亲深知他手里权利的分量。天不明他就跑到村里搞调查，亲自入户查看老百姓的生活状况。当他看到村里村外的树皮全被老百姓扒光吃掉，地里的野菜也早已挖尽，许多人因为没有饭吃腿脚出现浮肿，有些村庄甚至出现饿死人现象。他焦急万分，白天搞调查夜里点上煤油灯向上级党组织写汇报材料，材料开头标注“十万火急！”迫切要求上级组织紧急下拨“救命粮！”

每一天的晚上，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，我的哥哥姐姐们总是抢着打开他的黑色手提包，看看里面是否有吃的东西，但又总是失望。“他大，你就多给咱家里几斤救济粮吧，看看咱孩子个个饿的皮包骨头，你就不可怜可怜自己的孩子！”“我手里的每一粒救济粮都是一条命，是党给老百姓的救命粮，再说我是一名老党员，以后再不要给我说这话，说了也白搭！”

父亲说到做到。他每天工作到深夜，回到家更是全身无力，饿了渴了取碗盐水喝充饥。父亲有一阵子老是吃花籽子皮（棉花籽被机器挤出油后的籽皮壳，一般充当肥料）充饥，大便拉不下来痛得他哎吆哎吆地喊叫，母亲用筷子给他掘，便掘便哭。

我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吃饭，等菜碗空了，他总是倒上一碗温开水让我喝。“大大，馍馍我没吃饱，喝咸汤喝饱了。”父亲用手指敲了敲我鼓起的肚皮，他听着“咚咚”的声音哈哈笑起来：看看肚子撑起来了吧，我们喝的都是“上膘水”。那时候家里生活虽困难，但在父亲满满的父爱和严苛要求下，我和哥哥姐姐们得以健康成长。

父亲离休后，每日坚持看报纸、写回忆录。他的床头柜上总是放着老五样：六十年代出版的毛主席语录、老花镜、茶杯、日记本和圆珠笔。他阅读毛主席语录时往往会念出声来，重要的语句写在日记本子上。

2016年12月25日深夜，一场寒流裹挟着密集的雪粒突然包围了曹县这座小城。雪粒打在脸上，生疼。

曹县中医院温暖的病房内，由大哥二哥扶持着，父亲用了十多分钟喝下了半碗鸡蛋羹。“春生，把县委老干部局发给我的党徽别我胸口衣服上，我想睡会。”二哥把父亲的上半身圈在他的臂弯里轻轻地放在床上，别好党徽，轻轻掖好了被子。

大半年前，我为父亲擦洗身体时发现他右腹部隆起一个鸭蛋大的疙瘩，经县、省级医院检查最后确诊为结肠癌晚期。专家建议保守治疗、静养。

病房外雪花飞舞。父亲在安睡中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，享年95岁。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现在的好光景，我当年打日本也是为了这一天。你们一定要知足，要努力工作。”父亲在世时经常叮嘱我们的话犹在耳畔。他的清风，将永远伴随着我，吹过我的一生！